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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幕 吕彦斌:跌宕酸楚的汽车生涯

  一位87岁的老人,向《汽车商业评论》讲述他的汽车设计生涯和家庭悲剧,鲜为人知的历史令人扼腕

  我今年87岁,体力和脑筋都不太灵光了,退下来20多年了。我只能讲讲当时我都干过啥,怎么干的,结果如何等等,再多的我也说不了。

  我是天津人,父亲去世很早,接着我就去了伯父家,在北京上中学。快毕业时正赶上“七七事变”,我想上清华大学,但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大学都搬走了,我不知道该上什么好,一些小的专科学校我又看不上。这样等了一两年吧,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哥哥说:“你过来吧。”然后,我就去了昆明。

  说实话,我是冲着梁思诚去的。我喜欢建筑,在北京上了一年多的建筑学校,觉得水平不行,即使学出来将来也不怎么样,有人说梁去了西南联大,到了后才知道他和林徽因到四川李庄调研去了。那时西南联大还没建筑系,连土木工程系都没有,我就选择了机械系。

  那时候上学真不容易。不知你们听说过代金没有,像我们从沦陷区出去的人都有这种代金。买书什么的用计算尺,毕业时贴个条就卖,卖也只能卖一点点钱。那时根本就没书,也没有纸,80%的学生都有兼职。我在一所女子师范学院当老师,同时也为学生服务处工作。

  我干了很多事,帮人家画广告还被骗了。当时云南昆明正义路那边有个新天广告社,我去应聘,讲好条件后,他们叫我画3张画,一个月交,交时付钱。结果送画去时,这家广告社已经没了,找隔壁商店一问,才知道他们早就搬了家,而画画的纸张和涂料都还是我自己垫钱买的呢。

  1946年我回到北京。为什么回来?因为我是工学院的,属于清华大学。当年清华大学开设建筑系,我在机械系还没毕业。我就去找系主任商量,我问,能不能让我多选学一些建筑系的课程?系主任同意了。

  这一学又是两年,期间我尽量选梁思诚的课,像中国建筑史、外国建筑史、欧美建筑史等,还有就是建筑设计原理和建筑初级设计,基本上是建筑系的基础课。后来有人说我在清华大学念了两个系两个专业,实际上不是,我只选修了建筑系的部分课程,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半系。

  1948年9月,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(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,以下简称天津汽配厂)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汽配厂就算一个很不错的单位。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,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。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,去的时候它还由管制。

  我在天津汽配厂干了4年多。我记得天津解放时大家都很高兴,领导就想将来能够上升为一个汽车制造厂。1951年我们做出了一台四缸汽油发动机,然后我们就想做轿车。当时的厂长对我说:“小吕,你来设计一辆轿车,发动机就用我们自己的。”现在来看,厂长也是外行,不懂技术,但有一点他很清楚,那就是将来做汽车肯定要比做配件好。

  我当时想,这不是难为我吗?以前学校只有火车系,没有汽车系,我不懂啊。但既然厂长这么说了,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,毕竟我在建筑系学过建筑,还算有些底子。

  我就从修理厂找来一个旧轿车底盘,画了一张轿车整车外形图。交图时,我想,只有外形图还是做不出整车来啊。于是,我又做了个1∶8的木头模型。

  需要说明一下,清华大学有个特点,它不但要求学理论,还要会动手,我在学校上的钳工,动手能力还行,平常在家里也愿意做些飞机模型什么的,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正好用在了轿车模型上。

  这个木头模型采用的是英制,后来的模型都是1∶5,属苏联制。做出来后,我请技术老师傅做实体。厂长开始催我了,他说:“咱们越早越好,早弄出样车,就可以往市政府报,为我们改造成汽车制造厂争取时间。”

 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做出了样车,然后往市里报捷。那时天津市市长是吴德,他是第一个试车的领导。天津市市区虽然小,马路还挺光滑。吴德坐在车上,司机带着他围市区绕了两圈。车还没牌子,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车,市领导当场表扬了我们。

  这辆轿车虽然能开能用,但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。天津汽配厂最终也未能改成汽车厂,而是改成了拖拉机厂。

  一直到1998年,天津拖拉机厂一位我认识的领导给我来了封信,上面写道:“你给我写写当初做这辆轿车的情况。”原来,天津市工业局要写天津工业史,局长认为我国第一辆轿车是天津做的,要我写这个过程。

  你想想,都几十年过去了,很多情节我都快忘记了。但也有些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,当初做车后尾灯时,需要做成长而透明的,而且一般用红黄两种颜色,但那时塑料不多。大家就一起想办法,后来就把天津出的大瓶鸵鸟牌墨水瓶切成两半,放在后面作尾灯。

  还有一点,这个车用的是老车底盘,比较高,上车后容易碰脑袋。怎么办?我们一方面用上了车架,另一方面做成两级台阶,这样使轿车离地不会太高,同时也避免碰头。实际上,我在画设计图时,就考虑过这些因素。在做的过程中,也是边摸索边做边改。

  1951年我们在天津做出轿车样车时,北京汽车筹备组已成立,它是在为建一汽做准备。汽车筹备组临时借调我去设计一款中国式吉普车,负责车架的刘金传让我仿照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67B用它的底盘发动机,重新设计车身。因为有在天津做轿车的经验,我就先画了张三维图,然后根据图型做了三个形式各样的木头模型。

  没想到的是,当我把模型交给时任筹备组组长的胡亮时,他告诉我这个项目不做了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在汽车筹备组一共待了5个月。

  1953年7月10日,我被调到652厂(当时还不叫一汽),就这样到了长春。那时652厂还是一片荒地,全厂都在为7月15日的奠基典礼做准备。

  7月12日,中共中央来信,把毛主席为典礼的题词寄来了。则题词是“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”,共有14个字。

  当天晚上,副厂长孟少农把我叫到一边说:“老吕,我们要把毛主席的题词刻在奠基基石上,你来配合刻石匠做吧。”基石虽然早就准备好了,但还得根据题词计算基石的面积、字放多大、每个字的距离是多少。由于时间紧,再加上害怕返工,我们只好连夜赶时间。

  7月15日那天,一汽挑选出6位新中国新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基石放到基座上,他们都是员,是其中之一。

  在接奠基基石任务的同时,孟厂长还派给我另一个任务,当时长春市工程局正在建奠基典礼台,围了一个大场子,孟厂长让我设计会场的门脸。年龄大一些的可能还有些印象,在老的电视剧里也会出现这个镜头:中间是老房子,旁边两根大柱子,进门就是大影壁,我设计了一个正面的解放牌汽车车头,请木工一点点雕刻出来,上面好像写的是“奠基纪念大会堂”。

  借鉴苏联的经验,一汽建立了各种管理机构。我被分配到设计部。不久,孟厂长从苏联回来,带了一套解放牌汽车生产图,但这个图不完整。孟厂长说:“有些地方还没设计完,但大致结构已经有了,希望大家学习一下这辆车的组织结构。”于是,我们就学这辆车的组织设计,当然也包括其他管理知识,学这些内容是为了配合开工生产。

  1954年7月1日一汽厂的木工车间建立,也就是现在的车厢厂。孟厂长找到我说:“老吕,中国要到法国巴黎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展览会,你画一张图吧。”

  “涉及汽车的展示有两项,一项是整厂,也就是现在1号门里面那一片。厂房、设备、照明、管路、电缆做成沙盘模型,用彩色灯管照明,大概有半个屋子那么大。另一项是画解放牌汽车结构图,车是草绿色的,里面零部件可以用各种颜色。”孟厂长说。

  我终于搞清楚了,孟厂长的要求是画解剖图,比如发动机的活塞环、传动齿轮、刹车系统、悬挂系统都要包括。“我没画过这种大图,再说这是解剖图,怎么画啊?”我再问道。

  我被吓了一跳。尽管我在梁思诚那里学过透视图,但那是用来画房子的,再说离展会开幕就只剩两个月了。没办法,我就没日没夜地赶工期。就这样,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,就将画好的图交到孟厂长手中。由于时间紧急,也没怎么审查,就被发到北京去了。

  过了几个月,参展的人回来了。我跑去打听,问他们:“咱们厂的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如何?”

  他们中的一位说的情况让我印象很深,他说,参加展会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,中国人很少。来看的人都对那张立体图感兴趣,都来问那些小零部件是怎么画出来的。讲解员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画的,但说了半天他们也不相信,还认为是苏联援助的。

  还好,有个对中国有印象的外国人说:“我相信这是中国人自己画的。”听了这话,大家都鼓起掌来,说“中国人了不起!中国人了不起!”

  1955年,一汽的厂房还没盖好,孟厂长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。一汽厂不是1956年7月15日开工吗,他说:“你设计一个开工纪念章,到时候给大家一人发一个。”

  我设计了几个方案,交给他审查。他挑选了一个,说:“你马上到上海去,找到以前刻袁大头的那位老师傅,让他按照图样把纪念章刻出来,你把模子带回来。”

  我就从沈阳上车,换了几趟车,从天津到上海,找到那位老师傅。师傅姓陶,听我说明来意后,他说:“你要我刻人像没事,刻谁的都行,颧骨、牙齿、眼睛这些我都能满足你的需要,你只要拿相片来就行,但要刻汽车我可没这本事。”

  在我的一再恳求下,陶师傅答应了。我在旁边配合他工作,告诉他哪些地方高,哪些地方低,哪些地方是直线,哪些地方用曲线。车厢外部的直线好刻,驾驶室和车头的曲线难度较高,刻了两三次才刻好。就这样,我们干了20天。试压满意后,我赶紧坐火车回来,把纪念章交给孟厂长。

  1956年2月初,一汽同时任命包括我在内的三个科长:刘经传是底盘科科长;张曰迁是发动机科科长;我是设计处车身科科长。车身科人最多,又分为汽车造型组和附件组。刘后来担任过一汽副厂长,现已退休;张调往东风汽车。设计处改成了汽车研究所。

  1956年7月15日一汽开工生产。10月17日厂里开大会感谢苏联专家对一汽的支援。在这个大会上,受国务院和周总理的委托,黄静部长带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厂慰问专家组,饶斌厂长代表一汽对专家组表示感谢,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镀金的纪念章。

  后来,一汽又送给职工一人一个镀铬的纪念章。当时我也留了几个纪念章,下乡时不小心给弄丢了,去年在古玩市场花80元买了一个。

  1957年,孟厂长让我设计一汽的厂徽和厂标。他在美国福特厂干过多年,对美国汽车结构很清楚。他说福特公司的标1910年就设计出来了,一直沿用到现在。“商标越老越值钱,尤其当你成了名牌后,别人一看到你的商标就会相信你这个车的质量,所以商标很重要。”

  他这么一说,我也认为这事非同小可。我问他设计主题思想是什么,他说只要看起来易懂,能够体现国家民族形式就行。

  我共设计了六七十个方案,领导也开会讨论研究多次,最后选中一个。他们说,今后一汽制订的工厂标准、生产的车型、重要零部件以及职工宿舍里,都必须刻上厂标。现在还有没有我不太清楚,但那时在解放牌汽车的连杆和螺丝帽上都有。

  不过,虽然到处都能看到,但厂标形式并不统一。为此,我还打过好几次报告,要求统一厂标形象,但厂里却不太重视。

  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,厂里要求我们仿照和自我设计相结合。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,选中了法国希姆卡中级轿车:里面的结构不变,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,车身自己设计,孟厂长统一指导。

  我们首先做小模型。做之前画效果图,外形用彩色,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,做成1∶5的模型,这就是采用公制了,再交给领导审查,选择一个做成1∶1的大模型,再根据大模型画试制图,用手工敲出一辆样车。

  1958年5月我们做出东风样车;5月12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报喜,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。5月21日下午两点,毛主席检阅东风车,他跟林伯渠坐着车围着花园绕了一圈,下来后他说“好啊!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!”,然后到车前面和每个代表握手。我们这边去了三个人:由史汝楫领头,还有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司机。

  毛主席看完后,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总理也去了,他先打开发动机盖看,看了后,他说:“你这个发动机抄得是奔驰190,抄也没关系,外国人也都互相抄,但是要抄得高明,要抄得巧妙。”再后来,我们的设计基本上不说抄谁家的了,而是说参考别人的。

  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,这是孟厂长的主意。为了设计这个标,我拿着胶卷,跑到北京故宫、颐和园和北海这些地方去找龙,还求教过梁思诚和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。我记得有位教授说我选择的龙跟汽车不太协调。他说,龙是张牙舞爪的,而车是流线型的。

  我让他画了个图形,看上去虽然协调了一些,但不太容易被接受。最后,领导选定了一种常见的龙,将“第一汽车制造厂”做成立体的,前头就是放上“东风”两个字。最初,我们放的是“东风”两字的拼音,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看了后说,这样会让人误解,好像是外国车子,还是改成中文好。

  于是,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了这两个字。第二天送到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,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。为什么设计宫灯呢?一位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,说这样更具有民族形式,结果领导同意了。

  尾灯用宫灯,前头是龙,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,再加上“东风”两个中国字,这样一辆车行使在大街上,人们都非常高兴,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。

  回来后,我们听到一个消息,说北京附件厂(现在的北京汽车厂)有可能会改成北京汽车制造厂,他们要给中央领导做高级轿车。听到这个消息后,我们厂长坐不住了。那时正是汽车,你想一下,如果北京方面先做出来,我们不就落后了吗?于是,领导号召大家给中央做高级轿车,而东风轿车是中级轿车,先不做了。

  这样,造红旗车的气氛在1958年8月就开始出现了。但到哪里找样车呢?找来找去,找到了吉林工大,那里有一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车。一打听,才知道这辆车来自某某大使馆,被人民日报购买后用作送版,最后转到了吉林工大。我们就从学校借来当样车。

  为了抢时间,我们省了一些工序,直接做成1∶1的大油泥模型。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。孟厂长也很清楚,他说:“我们的快速,是在正常规范情况下的加速,这样虽然程序少了,失误少了,但过程中的问题却多了。”

  我们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款红旗高级轿车,并给它命名CA72型,东风轿车叫CA71型。设计时,孟厂长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,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问题。尽管红旗轿车不是最好的,但也总算是升级了。

  就在这个时候,中苏关系破裂,中央领导坐的吉斯110高级轿车需要更换零部件,但苏联“卡”我们脖子。中央就要我们做能代替吉斯110的高级轿车。红旗CA72型是两排座,我们要做三排座,就这样,红旗CA72型停产。

 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,我去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,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关系不错。印尼大使馆很阔,门口有很多外国车,基本上是美国车。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,告诉他们,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。这些司机一听,都很高兴,说“太好了。有了自己的车,省得再买外国车了。”

  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。他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。大概有20多辆车吧,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,美国车基本上都是大车,一般都是两排座,但也可以改成三排座。我拍照花了两三天时间,拍了十几卷胶卷。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,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。

  说实话,去找这些司机前,我也不知道行不行,所以最初我查找民族形式资料时,找的是梁思诚、林徽因以及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。后来才去大使馆。

  我没有通过上面介绍找大使馆领导,只是在门口,看到有司机进出时偶尔跟他们说说情况,当时东风汽车厂做的车已经在北京亮相,包括北京汽车厂要做高级轿车,这些情况他们都了解,所以说那时候做这些事情比较容易,因为刚解放不久,人们思想比较单纯,也很爱国,都希望做出自己的车,要是现在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  我们随后又买了两辆车,福特林肯和通用凯迪拉克,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。根据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,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元素。这也是我的主意,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,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,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。

  1964年,史汝楫带了十几个人成立轿车厂,他任副厂长,我是设计科科长。我们在设计三排座高级轿车时,在仿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进,融进了新的创新思想,让外形看起来更新。1964年我们做出了第一辆车,到北京给彭真看,他看后就留了下来,说:“我给你们宣传。”

  大家听了非常高兴。这个车有什么特点呢?一个是里面更宽敞了,中间部分有一道玻璃墙,摁电钮就可升起来,将前后隔开,相当于一个单间。再一个以前的吉斯车没有冷气,1965年我们生产的这辆车也没冷气,到了1970年就增加了空调,这就是纯粹的高级车了。

  红旗三排座轿车用的是框型车架,这有什么好处呢?就是在座位这个地方,让整个车的高度降下来。林肯车没车架,是因为外国公路好,行驶起来问题不大,而中国道路不太好,无车架就容易坏,采用框型车架更稳定。因此,三排座轿车的设计水平基本上可以与外国车相媲美。

  1972年尼克松访华,当时美国国务卿黑格问是否需要从美国空运车队过来。周总理告诉他说:“不需要,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。”

  那时我们有大三排座车,后来又做了无隔音玻璃的小三排座、两排座、救护车以及老772防弹车。

  我们还临时做了一辆特殊的救护车。决定做是我们就琢磨,从一个大车队里出来一辆救护车似乎不太协调,有些晦气,于是,我们设计的救护车外形跟红旗一样,里面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,使车队看起来更协调。

  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红旗轿车。也许是受当时的生产状态影响,也许是认识上的问题,当时中央也拨了3500万元分给各厂,但红旗高级轿车就是没起来。要是现在这种形势,产量早就上去了。

  我生于1920年4月3日。今年我过生日时,我大姑娘的女儿还打来电话,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上学,是考进去的,她母亲不放心,跟着出去照顾她。过生日她们一般会打电话祝福,像寄东西什么的就太贵了。

  我的二姑娘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,二女婿是那里的副校长。我还有一个女儿,是小三,她当初也考上了大学,结果没上成。你要问为什么?我这个家庭很不幸,我爱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法学毕业生,等于是刚刚解放成立人民大学时,她就考进去了,学斯大林宪法,1954年毕业,曾在清华大学任教。

  后来我被调到一汽,她也跟着过来了,在中级人民法院当审判员。1969年吉林省掀起劳动改造活动,让我们学辽宁省,要“四带”带家属、带户口、带粮食关系、带工资。当年我们全家人下乡,在双阳县,离长春很近,要我们改造思想。

  在双阳县的3年时,我干活很积极。下乡时,家属都有一块自留地,可以种粮食种菜,我的工资比县长还高。当地人看我工资高,都跟我借钱,借出去后收回来很少,所以也没攒下什么钱。

  这段时间,我做了一件好事。那时候不是农业学大寨嘛,周末我都没休息,用了5个月时间,跑坏了两双新球鞋,画了一张农业学大寨图。这张图可以说是拿步测量的,我的表上有指南针,可以识别方向,跑遍了这个县的10个大队500块地和500间房,以高压线、电话线、公告为坐标,何地有沟渠,何地有公路,何地有养鸡场,何地有果园等,我都做了规划,并按照平常走路的0.7米进行计算,画了一张5年双阳县的规划图。

  画好后送给公社支部书记,他们就把图贴到了墙上。第二年我回来后,去问支部书记执行情况如何,他回答说情况不错,粮食增加了一万斤。第三年我再回去看时,领导都换届了。我问那张图到哪里去了?别人说被火烧掉了。

  你说这事多让人伤心啊!实际上汽车厂早就催我回去,就因为这张图,我在乡下多停留了3个月,我的想法就是为国家为农民兄弟做点事情。

  改造完后,我又回汽车厂工作。1976年领导让我去北京,但没告诉我去干啥,去后才知道是设计毛主席灵车。但我什么资料都没拿,怎么设计?当时,红旗轿车北京维修站的厂长说:“你就到我这里来设计吧。”中南海警卫局毛局长、一机部副部长、卫生部部长和汽车局处长都在,我问他们都有什么要求?

  毛局长回答:“外形要像红旗一样,这样出入中南海就不会引人注意。”并告诉我灵车的长宽高和重量。

  我想了想,说:“你的原则是对的,但是做不到。”为什么?因为按照他说的做,车后面就会露出一部分,必须做成红旗旅行车,把后面加长。

  可能毛局长对这旅行车不太了解,开始并不同意我的说法。几个部长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服他,他最终同意了。

  同意后我就开始设计,我花了三天三夜画设计图。总布置图是三面的,外面得密封起来,相当于冷藏室,对温度有要求。我找到一位空调师,在里面安装上空调设备,暖气冬天用,冷气夏天用。做灵车时这些都是保密工作,灵车的设计在平常报道中也不大有,但在汽车厂的资料库里有,现在就不保密了。

  一直到1979年,我爱人58岁了,还不让退休。有一次派她到山东外调,结果在济南时因车祸去世了。听说了这个消息后,我的两个女儿都痛哭失声,小三却哭不出来,结果得了精神分裂症,虽然考上了大学,但学校不让上。不让上也好,否则她也早就自杀了。就这样她一直待在家里,由我看着。

  说实话,我家庭发生的这些不幸,要不是我心眼宽的话,我也早死了。小三得了这个病也没办法,我也只能是挺着,我要照顾她。我跟别人没说过这些事情,直到现在,我也不让孩子们买汽车,他们都不敢买。

作者:JK娱乐--时间:2018-12-12 23: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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